首页1980年，法国《电影手册》推出两期杜拉斯特刊，作家本人分享了自己在电影和文学上的创作心得。7年后，这些文章首次被编辑成书，书名取自其中《绿眼睛》一文。此书在法国多次再版，如今，中文版终于和读者见面。
杜拉斯将《绿眼睛》单篇献给了自己的同行让-皮埃尔·瑟东。1979年，两人在一次青年电影节上相识，当时瑟东不满30岁，他们随后成为忘年交。杜拉斯去世很多年以后，瑟东在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开头写道，“有时候，在我想起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转瞬即逝的片刻里，或者碰巧读到她写的东西时，我对于她所占有的巨大自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一书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阅读感受。瑟东提到的自由，最大程度体现在她所做的选择里。直到《情人》出版前，杜拉斯的小说不算畅销，电影更是小众。而 “小众”一词意味着，即使不是她本人，至少她的作品长时间里一直挣扎在“成功”和“失败”的世俗评定中。
杜拉斯自己是怎么看的？她在这本书中其实给出过答案。她说，“失败就等于选择的自由。”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自由地选择失败。”当然，这里的“失败”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说一个《绿眼睛》里没有提及的故事，那是在1968年，她的两部戏剧《是的，也许》和《萨迦王国》遭遇了评论界的猛烈炮轰。她在当年接受法国文化台采访时解释了自己创作《萨迦王国》的动机，“我创作了一部基于无意义的戏剧……我受够了，厌倦了有所指示的戏剧，厌倦了虚假的深度……”她强调，自己对于这部作品很满意，“我很偏激，但这使我快乐，应该偏激”。
你可以在这些话里感受到一种对于失败的不在乎，甚至是沾沾自喜。这种骄傲当然不是来源于失败本身，而是源于她的个性。无论写作或者导演电影、戏剧，杜拉斯不考虑受众需求、不理会自己的作品是否需要输出一种价值。她曾轻蔑地称萨特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因为他写作是为了说教。
这种不迎合、不在乎评判的内心态度让她进而有了创作层面的不羁，敢于作出各种尝试甚至是实验。1977年，她和杰拉尔·德帕迪约合作了《卡车》。这部电影里，女主角说了一路话，德帕迪约扮演的卡车司机不得不倾听了一路。自然，这不是一部为了观众而拍摄的电影。以至于电影放映后，有嘉宾在电视上公然表示，“给杜拉斯钱拍《卡车》的结果，就是让观众们恶心了足足6个月。”杜拉斯轻描淡写地回应他，“没人投资《卡车》。”
4年后，当更具实验性质的《大西洋人》上映前，她明确劝阻一部分观众入场。“法国绝大部分的电影观众有种习惯，他们认为电影是专门为他们拍摄的。我想劝这些观众不要去看《大西洋人》。这没有必要。因为电影拍摄过程完全没有把他们考虑进去。”
在长时间里，她电影的固定观影人次就在一到两万人之间。她自称“我们是商业失败的象征。”然而你从她的话语中感觉不到担忧，这很可能和她很多时候自费拍电影有关。这样，她就无须背负我们今天所说的“KPI”指标了。在杜拉斯的时代没有KPI，但这个世界一直是被数字定义的，数字决定一切，向来如此。电影票房、图书的出售册数、以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的所谓流量，都是数字的游戏。人的个体性被抹杀，我们从数字背后只能看到面目模糊的从众者。杜拉斯因此说，“到处是人群，但没有人”。
就像今天一个严肃的公众号作者，面对自己总也过不了万的阅读量会摇头叹气，“这届粉丝不行”。杜拉斯也曾痛斥自己的同胞只会从众、做应该做的事，“他们去游泳，去日光浴——还能有比日光浴更讨厌的东西吗？但是，他们去做了。他们晒黑了：他们晒黑是因为应该晒黑。”
公平地说，那个时代并不像杜拉斯认为的那么糟糕，她至少还拥有一到两万名观众。并且还有一批愿意放映“艺术、实验电影”的影院，为初出茅庐的戈达尔和特吕弗们提供了开放、宽松的精神土壤。
我想起自己初到巴黎之际，那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走完的时候，巴黎大大小小播放艺术和实验电影为主的影院突然陷入了一阵倒闭潮。整个巴黎、整个法国都被“UGC” “Gaumont” “Mk2” 这几大连锁影院所占领。报纸上三天两头呼吁拯救独立影院，但谁都无力阻挡时代的脚步……
人很难满意自己正在经历的时代，“虽然现在一切都在，但以前要比现在好得多”，杜拉斯抱怨。但无论哪个时代，那些“晒日光浴”的人永远都在，永远都是大多数。而关注多数者的情感需求，迎合群体情绪的作品总是更容易成功。尤其在今天，借助网络传播，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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