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1778年5月底，伏尔泰逝世。7月2日，卢梭病故。就在这两位启蒙运动最重要也最家喻户晓的先锋旗手辞世之际，盗版业与印刷商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洞悉时事变化、深谙市场行情的他们很快意识到，必须在读者痛失两位精神领袖的时刻“主动慰问”，抢先推出、销售他们的遗作和著作全集。于是乎，巴黎、里昂、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纳沙泰尔等境内外的出版社迅速行动，一面参与到抢夺手稿的竞争中，一面派遣图书推销员展开环游法国的商业考察。
一场旧制度下外省城市的商务旅行
卢梭去世3天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便派出了推销员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这家公司成立于1769年，得益于普鲁士的庇护，在1776年《百科全书》的再版与重印中“撞大运”曾大赚一笔。但好景不长，1777年法国政府发布打击盗版与走私贸易的禁令，要求海关、总包税所和国内书商行会全力销毁各类盗印、偷运、走私的图书，再加上路易十六执政、内克尔改革和北美独立战争，出版社需要尽快分散销货，同时评估内外形势对业务的影响。
从7月至12月，法瓦尔热先后到访蓬塔利耶、隆勒索涅、布尔格、里昂、阿维尼翁、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图卢兹、波尔多、拉罗谢尔、普瓦捷、卢丹、布卢瓦、奥尔良、第戎和贝桑松等主要城市，并深入考察沿途各市镇，马不停蹄地拜访客户、调查书商、打探消息、洽谈业务、回收款项，同时保持着及时的信件、日志与报告书写。正是这样一段旅程中的记述，被长期耕耘纳沙泰尔市藏档案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所意外发现，在近50000封信件与数以万计的资料中，他还原了法瓦尔热的出差经历，连同这一时期出版社与各地书商的往来记录、订货清单与销售报表，从而呈现了一个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式的旅行故事。
乍看之下，故事主人公是法瓦尔热——纳沙泰尔公司的旅行推销员。如同这一时期的货郎担、施工队、测绘师等众多巡游法国的职业，它是在各类契机的促成下应运而生的：识字率的大幅提升，各地图书市场的兴起，皇家科学院的测量工程与地图出版，路桥建设大跃进后的旅行便利等等。不过，在达恩顿看来，图书推销员这一行根源于十分独特的需求，即“在自由尚不可求年代，让读者可以拿到书”。为此，他们不仅需要顾及产业上游的创作、出版与印刷，还要及时了解下游的产品征订、分发、运输、销售与回款情况，其间种种越界、违法、交易与商战信息更需时刻关注。法瓦尔热可以说是最早一代的“产品经理”，他随身带着公司的最新目录及样品，推销、拓展市场，调查同行、书商、承运人与摊贩的业绩与“信用”（confiance），同时活用新教徒组织、熟人网络和公司线人，搜集各类情报：都在卖些什么书，谁家印些什么书，读者订阅什么书。这也正是达恩顿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即18世纪那些流行于法国的书籍是如何出现、生产、流传，又如何在读者那里被阅读的？
来自地下图书世界的“人间喜剧”
为讲好这个故事，达恩顿沿用其一贯的口语化写作风格，以引人入胜的情节来铺陈叙事。从《启蒙运动的生意》到《屠猫记》，再到本书《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他都试图通过对出版商、盗印者、偷运人、小商贩等普通人物的讲述，“让他们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20世纪“新史学”运动的宗旨所在。与法国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对16-17世纪法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一样，达恩顿不是依赖于档案和数据统计基础上的量化或系统研究（事实证明也不一定可靠），而是选取大革命前夕图书世界的几个断面——确切地说是广大地区中18个城市的案例，这些个案研究逐一将畅销书的定量分析与信件、报告、日志的解读结合起来，并借由法瓦尔热这位“以在18世纪的社会条件感知图书需求并予以满足为业的专家”的一段旅行呈现出来。通过他1778年在法国各地的推销、拜访、谈判、交换货品及秘密调查等活动，我们看到旧制度最后的一二十年里一幅幅千姿百态、酸甜苦辣、挣扎求存于图书贸易行业的众生相，他们中有书店主、承运人、偷运者、流动商贩等，涉及人物众多，单是详细考察过身家背景、经营状况、订购书单与信件往来的就达25位之多。
这些求生于当地图书市场的一个个底层人物，是达恩顿故事的真正主角。作者跟随着纳沙泰尔的推销员，一路见证了全景式的行业生态与阅读生活，而且穿插着横向的地域比较与纵向的时段分析。达恩顿甚至时不时将过往著作中的“主角”（比如《启蒙运动的生意》中的盗版商迪普兰、《警探整理他的档案》中的戴梅里）拉来“客串”一番，让我们看到图书世界里从哲人、写手、商贩到走卒之间的多样生活，更是强调了这些场景、人物之间彼此交织的历史关系网络，基于这种阅读史的网络我们也可以推及到更深层次的关于近代法国文化的诸多思考：旧制度下的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启蒙运动的下行及其思想传播过程、新型阅读方式（城市的沙龙、俱乐部、咖啡馆、外省及农村书商的读书会、借阅室、故事会）与公共舆论的成形等等。
尽管法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罗杰·夏蒂埃不赞同“书籍的力量必然导向启蒙或革命的某种目标设定”，但不能否认的是，阅读发展出了一种对旧制度及其生活的批判态度。达恩顿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推进了20世纪以来的心态史研究，提出“观念的社会史”路径——即在启蒙运动中的法国，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书籍产业的上游与下游之间，普通人又是如何努力生活的？
从本书所统计的结果看，1778年法瓦尔热拜访的商户中仅有几家得以维持经营到革命之后，大部分在1783年前后就已销声匿迹，他们同出版社的书信往来也戛然而止。这其中自然不乏个体因素，比如卢丹的马勒布、布卢瓦的莱尔，这些失败者的共性是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指望一夜暴富，过度下单，以致无法有效维持收支平衡。也有的是因为残酷的同行竞争，虽然印刷商、书店之间有时会交换货品，增加多方盈利的可能，但更多时候充斥着谎言、奸计、举报与恶意倾轧。不过，这些不足以解释：为何大部分的外省图书产业在1780年代以后都走向了衰败？
其实，达恩顿在书名中已埋下线索。随着阅读的深入，通过纳沙泰尔推销员的眼睛，读者慢慢看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1777年和1783年的法国政府禁令对各地图书产业是毁灭性的，借用马赛大书商莫西的话就是：“十年后所有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其次，北美独立、英法交恶，不仅造成贸易与经济形势的恶化，还带来更直接的两种负面效应：一是相较于买书，人们的钱更急于应对1775年后的其他危机——如歉收和失业；二是公众更关心政治，在阅读形式上贪多求快、粗枝大叶。最后，18世纪末，图书出版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似已到了力竭阶段。为何？达恩顿在书中没有明说，但不难推测：新的信息媒介与阅读形式（报纸、杂志、小册子）如同火山喷涌，其灵活、低成本、时效性与大信息量有效满足了阅读需要。人们不是不再喜欢图书，而是被更新奇、快捷的出版形式慢慢征服了，后者也更适应当年暗流涌动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舆论。与之相应，一度享受了启蒙运动红利的国内外盗印与出版也走向了末路。大革命来了，从边境到法国各地的地下图书世界反而消失了。在1778年旅行的五年后，法瓦尔热同图书产业告别，与兄弟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去了。他的老东家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此时正濒临破产。
理解异域文化的“入门手册”
对于读者而言，理解18世纪法国的图书世界无疑也是一场异国他乡的“旅行”，就像1778年独自上路的图书推销员一样。对于法瓦尔热而言，好在有《出版年鉴》（1777）、《卡西尼地图》（1750-1815）、《法国实景录》（1715）这些指南，可助他在陌生城市走家串巷、捕捉传言。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好在也有达恩顿的这本书，为我们理解近代法国的外省社会与阅读文化提供了“指南”，而他本人则像机智的图书推销员，在这场学术之旅中不时用脚注列出自家和他家的“图书目录”，供读者选择，包括《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等。于是乎，达恩顿跟着法瓦尔热，我们跟着达恩顿，完成了一场环法的文化之旅。对于意犹未尽者，达恩顿提供了进一步“订阅” 的去处——www.robertdarnton.org，他就像18世纪外省的小书商，为了增强读者持续参与的热情，设立了一个私人借阅室。
原版书英文的主标题——ALiterary Tour de France，原是一种很传统的叙事题材，从中世纪的王室巡游、学徒环法到近代兴起的各类游记、旅行文学，都将人与土地的连接点作为布景，折射出一段时间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亦即达恩顿所说的“意义系统”。1778年，法瓦尔热的环法考察只是这一时期无数商业旅行中的一段。种种迹象表明，大航海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只会让各类旅行加倍、加速，而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的图书产业与市场竞争也只会更残酷更复杂，关于它们的解读，则是在达恩顿关注之外、更大范围内欧洲与世界的商业帝国与知识传播史了。
作者：于京东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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