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寻访红色地标的时候，共产党人的事迹，带着我们的思绪回到那火热的年代。共产党人为救国图存而呼喊，而奔走，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和她的丈夫何孟雄，就是其中的人杰鬼雄。
缪伯英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并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缪伯英、魏野畴、许兴凯等一批学子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在北京地区最早的两个支部分别是西城支部和东城支部，而西城支部就是以“红色师范”中的党员为主。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军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由“一二·九运动”发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师大成立，仅一年的时间，就介绍了七千多名革命青年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本期我们要探访的第一个红色地标，就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旧址。第二个红色地标是辅仁大学旧址，作为留守北平的抗日据点，该校仅在1944年就有数十名师生被日寇抓捕。“一二·九运动”纪念亭是本期探访的第三个红色地标，当年在纪念亭所在区域举办的爱国军事夏令营，使心怀抗日救国志向的学生们学习到基本的军事知识。
春节里的南新华街，多了几分宁静。从和平门出发，沿着南新华街向南走段路，就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此时仍是寒假，往日热闹的校园一派安宁，正等待着开学那天敞开怀抱，迎接朝气蓬勃的学生们。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史展览馆旁边有一座北京杏坛美术馆。美术馆楼体的一侧，立有一块石碑，碑文曰：国立高师图书馆旧址。这里，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旧址。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1900年，当梁启超写下这样慷慨激昂的语句时，或许正想起那所自己倾注心血的京师大学堂。1902年，清廷委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重建京师大学堂。其中，“师范馆”为建设之重，后逐渐发展壮大，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至厂甸，也就是如今的南新华街区域。民国时期，优级师范学堂更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北京高师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梁启超是该校董事会主席。
自师大创立之初，便一直有“男女两高师”的说法。北师大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魏书亮介绍说，1931年7月1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前身为男高师）与原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前身为女高师）正式合并，仍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为如今北师大之前身。并校后的北师大学科建制完善，学术英才辈出，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尽显“红色师范”之本色，培养出的进步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为建党伟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女高师理化系。远走他乡，缪伯英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她的“发小”杨开慧早已在车站等着她。杨开慧骑着自行车，载着缪伯英来到北京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板仓杨宅”院子里。在那里，毛泽东、何孟雄、杨昌济、邓中夏等人正在谈论时事。同样在那里，缪伯英结识了未来与她并肩作战的革命伴侣——何孟雄。
青年人心中的火种，需要前辈为之撒播。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举家迁至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西城区文华胡同 24号）居住。这座小院正在“两高师”附近，从1920年秋季起，李大钊同时在“两高师”任教。魏书亮表示，“两高师”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两高师”学生缪伯英、魏野畴、许兴凯等先后加入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党团组织中。缪伯英还经常把进步书刊秘密带回女高师，在同学中传阅。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没过多久，为了充实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1921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同年秋天，何孟雄和缪伯英在景山西街中老胡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夫妇。他们合制了“伯雄藏书”图章，以表终身为革命的心志。这对英姿勃发、同心同德的革命爱侣，一时为人们所称羡，称为“英雄”夫妇。
何孟雄和缪伯英的加入，只是一个开始。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据魏书亮介绍，1923年，魏野畴经李大钊介绍正式入党。这位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由此开启了新的革命征程，后来成为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的先驱。此外，楚图南、邵式平、黄道等一批高师学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高师及其附中的党组织很快建立起来，成为高校建设和发展党组织、学生爱国进步活动的一个北方中心。
“五四运动”的锤炼、李大钊的推动，让“两高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组织的重要阵地。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下设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中共北京东城支部。西城支部以“两高师”的党员为主，首任书记便是缪伯英。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再加上清贫的生活，缪伯英的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医治无效，不幸溘然辞世，年仅30岁。1931年1月，她的丈夫何孟雄在上海被敌人抓捕，2月7日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一二·九运动”后，在党的号召和引领下，平津学生联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民众中间宣传抗日救国。其中，北师大体育系学生姜文彬任副总指挥。由此，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2月1日，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代表大会，商讨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追求民族解放为一切工作的宗旨，北师大历史系学生敖白枫（又名高锦明）担任队长。与既往学生组织有所不同，“民先”主动放弃了诸如游行、罢课等斗争形式，而经常以露营、爬山、集体行军、游击战演习、组织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活动。究其原因，在于“民先”领导者意识到，青年学生应当以促进抗日战线形成、提升自身军事与政治能力为中心任务，如此方能为抗日斗争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
“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让“民先”改变了组织方式，开始积极介入抗日斗争，开展了多次赈灾运动，如“万件棉衣运动”等，为军队提供了物质与精神的支持。至“卢沟桥事变”，“民先”的进步青年们意识到，战火迫在眉睫，转而全面动员广大青年支援抗战、奔赴抗战第一线。
曾经的军事训练，为投身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平失陷后，遵照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一些“民先”队员加入了著名的平西游击队。在远郊地区发动游击战的同时，一批又一批的“民先”队员走向华北其他敌后战场。据《新华日报》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经“民先”介绍到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即达七千余人。所以，当时华北流传一句话：“哪里有游击队，哪里就有‘民先’。”
定阜街是一条宁静的街道，宽度只有两条车道。沿着定阜街向东走到尽头，便能看到一座古朴大气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正门是汉白玉石拱门，门上雕刻着山石松树的纹样；屋顶是三个排列有序的歇山式屋顶，覆绿色琉璃瓦，下有仿中国传统木斗拱形状的石拱，四角设有角楼。这里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又一前身——辅仁大学的旧址。
辅仁大学所在地原为涛贝勒府。相较于不远处的恭王府，涛贝勒府的名声并不大，但其主人的身份也不一般。涛贝勒府旧主载涛为光绪帝之弟，清朝覆灭后，载涛将王府“永租”（实为卖）给了美国本笃会，作为当时筹办的辅仁大学校址。
辅仁大学的前身为辅仁社，取《论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典，原是教育家英敛之在香山景宜园开办的学校。英敛之去世后，陈垣接任社长，继续筹措款项，正式建立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主楼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整体恢弘大气，又不失典雅。
正如同时期的知名高校，那时的辅仁大学，不仅是学术的阵地，更是爱国运动的前线。
走进辅仁大学的校门，拾阶而上，便来到了学校的礼堂。1932年11月22日，就是在这里，鲁迅先生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当时，为了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鲁迅在北京的几所高校巡回演讲，批评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那天下午，辅仁大学门口人头攒动，其中有试图阻拦听众的警察，但更多的是闻讯而来的爱国师生。鲁迅一如既往身着长布袍，当他登上讲台时，大礼堂里挤满了观众，按照礼堂所能容纳的人数计算，总人数达到了一千两百人。鲁迅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点燃了人们对当局的愤怒，会场上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的口号。演讲进行到四十分钟左右，陈垣校长突然上台，递给了鲁迅先生一张纸条，而后领着他匆匆从后门离开。刚走一会儿，警察便冲进会场，礼堂内顿时一片混乱。
如今，礼堂早已没有当时的拥挤与嘈杂，但鲁迅先生坚定有力的话语，似乎还飘荡在空气中。走出礼堂，穿过走廊，路过一间间点缀着午后阳光的教室，来到图书馆的门前，便能看到主花园的入口。许多人来到这里，便会为这大观园一般的美景所吸引，流连忘返。其实，若是不急着进入主花园，而是转过身来，便会发现图书馆两侧各有一扇门，通向两个僻静的角落。这里没有美丽的连廊与亭阁，却有着不一样的风景。走进右侧的小花园，中央有一个小山坡，坡上立着一块书册形状的石碑。爬上小坡，能看到碑的正面为启功先生所题写的碑文：一二·九运动纪念碑。这块石碑所纪念的，正是辅仁大学师生动人心魄的爱国故事。
在1935年12月北平青年的两次爱国大游行中，辅仁大学的学生都是积极的发动者和参加者。参与游行的辅仁大学化学系学生文立征在给表弟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血和肉。对方的，初是水龙，水龙不足用，继之以棒、皮鞭、刺刀、大刀背，于是流血开始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这位用血与肉抗争的爱国学生，南下山东，成了抗日游击队的一名战士。1945年2月22日深夜，因叛徒告密，他遭到了敌伪武装的突然袭击，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4岁。他的动人故事，后来被电影《铁道游击队》所采用，政委李正即以其为原型。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正是千千万万如文立征一样的青年，用自己的身躯，在持久的黑暗中，燃起了熊熊之火。
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成为日伪时期少数留下来的高校。抗日战争时期，辅仁大学在沦陷区孑然独立，成为唯一不悬挂日伪国旗、不读日伪所编教材、不开设日伪奴化课程的高校。为了监视控制师生，日伪经常来校盘问搜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要经常填表报告学生情况。从1939年开始，日伪甚至派遣特务到学校任教、上学，以严密监视爱国师生的一举一动。
真正的抗争，不仅是坚决抵抗，更是主动出击。最具代表性的是辅仁大学爱国社团“炎社”。魏书亮介绍说，1938年，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人组织成立“炎社”，以顾炎武为楷模，积极进行抗战救国的宣传。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学人顾炎武的学说为名，以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读书，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
1939年夏，“炎社”扩大改组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会”。在课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此外，更积极组织活动，向后方输送愿做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学生，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个在沦陷区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组织，最终没有逃过日军的魔爪。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逮捕英千里，并从他家中抄出华北文协主要成员名单。随后，校内外华北文协的骨干几乎全部被捕，校内有张怀、董洗凡、徐恃峰、欧阳湘、赵锡禹等30余人。经4个月关押审讯，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华北文协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判处15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们在日寇监狱里坐了1年多，饱受酷刑折磨，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
以文化砥砺民族气节，以抗争护卫国家命运。辅仁大学的师生们，以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诠释了“辅仁”的真谛。
在植物园樱桃沟水源东侧的平台上，伫立着“一二·九运动”纪念碑和纪念亭。纪念碑长28米、高3.3米，碑身为黑色磨光大理石，碑东侧镌刻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题写的：“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八个鎏金大字，字体苍劲有力、金光闪闪。碑西侧镌刻着碑文。
纪念亭由三座三角形小亭组成，中央主亭高5.5米，边长5米；两边的次亭高4.2米，边长1.8米。其创意是：三角形是“一二·九运动”后举办军事夏令营时露营帐篷的缩影。三个三角形组成一个立体的“众”字，寓意着广大民众的觉醒和人民众志成城抵抗侵略的决心。挺拔的建筑线条象征青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3座亭在黑白相间的花岗岩台基上，周围矮墙上覆盖粉红色花岗岩压面石。
1936年暑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此举办“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燃起热血青年的抗日爱国之情。至今这里还保留着当年热血青年留下的“保卫华北”和“收复失地”石刻遗迹。
“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成员共200余人，来自北平各大、中院校，均为“民先”队员或具有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
第一期夏令营于1936年7月10日开始，营员们在清华大学集合后，一路高歌，徒步行进，向西郊香山樱桃沟进发。大家士气高昂，精神抖擞。到达樱桃沟水泉旁，营员们扎起营帐，打起地铺，支起锅灶，开始夏令营的生活与学习活动。夏令营司令部设在退谷亭内，亭外围起雨布，内吊马灯。担任司号员的是北京大学教育系学生、共产党员陆平。
每日清晨四点五十分，司号员陆平攀上一块巨大的岩石，吹响军号，唤醒营员们，揭开一天的紧张训练生活。
夏令营的生活十分丰富，营员们学习军事常识、游击战术，举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还进行爬山活动，以增强体力。同时举办政治讲座，听杨秀峰、黄松龄等教授分析抗日战争的局势，听总队长兼军事教官白乙化等阐述军事理论、作军事报告。大家更争相传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当时很难见到的文件；热烈谈论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和爱国志士的抗日活动；激烈争辩当时的社会问题、理论问题。尽管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使“保卫华北”这个气吞山河的口号，响彻樱桃沟上空，这也是营员们的共同誓言！
一天中午，司号员陆平站在退谷亭旁，吹过午休号，正欲返回指挥部休息时，突然听到水源头传来阵阵的凿石声。他走过去一看，发现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共产党员赵德尊正在用地质系采样用的工具，在一块青灰色的岩石上凿出一个苍劲有力的“保”字，随着手臂的上下挥动，字迹深深地镌刻在石头上。陆平心领神会，连忙接过他手中的工具，二人相互倒换着，在岩石上凿出“保卫华北”四个大字，且呈十字形排列。每个字阔约六七寸，正正方方，凝重大方。二人歇息了一会儿，又仔细端详了一阵已刻好的“保卫华北”四个大字，本想再刻上“1936年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但发现石头上面已没有地方了，只好作罢。随后，他们又在附近的一块岩石上刻下“收复失地”四个字，字迹呈横向，自右向左排列。这也是当时热血青年发自心底的最强音，要收复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东三省。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活动的遗迹逐渐消失了。1980年6月，北京植物园管理科樱桃沟班工人在清除樱桃沟的杂草时，无意间发现了沟旁的一块长约2米，高约1.2米的大青石，上面刻有“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侵蚀，但石刻依然完好。时逢北京市领导刘导生（1936年任中共北平地下党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到樱桃沟视察，经仔细辨别后，证实“保卫华北”四个字是1936年“平西樱桃沟抗日救国军事夏令营”活动时留下的，是难得的革命活动遗迹。多年后，又在樱桃沟的一个土坡之下发现“收复失地”石刻，虽然在土石中埋没多年，但字迹清晰可见，保存完整。
1984年，有关部门发起倡议，决定在香山樱桃沟建立一个“一二·九运动”纪念地，以缅怀革命先烈并启教后人。同年12月8日，举行了隆重的“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奠基典礼。2012年共青团建团90周年之际，又在此增建了“青年服务国家”雕塑墙，五只紧握的拳头喻示着青年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决心。
如今，“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已成为樱桃沟的一处景观，既是红色纪念地，也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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