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1月26日-5月5日在南越王宫博物馆展出的“泛海凌波——9世纪以广府为中心的贸易陶瓷专题展”，向我们揭示了9世纪的唐朝，广州是如何聚集了中国南北各方的陶瓷等大宗货物，成为连通世界各地的贸易枢纽的。
透过“泛海凌波”展，我们还知晓了一位可能被很多人忽略的人——杨良瑶。他是目前我们明确知道名字的、最早出使阿拉伯的唐使。他就是沿着那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广州通海夷道”出发的。
“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上最远的航线
当代广州既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牵头城市；唐代广州是东方著名的贸易港口。从古到今，这座城市的发展和海洋密不可分。
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始建番禺城，迄今2200多年来，广州与海外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从未中断，是罕见的见证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始终的重要城市。它面向南海，地处西、北、东三江出海交汇处，内河和海上交通便捷，自秦汉以来已成为南北通达，联结中西的重要海陆交通枢纽城市。唐时此地因是广州都督府驻地所在，又被称为“广府”，成为海外商船云集、外国商人聚居、东西方货物集散之地。《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从广州出发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上最远的航线。
今天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唐代都督府所在，岭南对外交通贸易的管理以及国家贸易政策都在这里实施执行。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最迟至唐开元二年（714年）朝廷派遣市舶使到广州，先是为皇家挑选舶来珍品，后来发展成与节度使共同管理海外贸易。
杨良瑶从广州出发“下西洋”
1984年4月，陕西省泾阳县文物工作者从事田野文物调查时，在泾阳县扫宋乡大、小杨户村附近，发现了一件《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这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唐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良瑶的石碑。碑文记载了杨良瑶的家族渊源和生平事迹，更让人惊喜的是记下了他出使黑衣大食的“下西洋”经过。
据碑文记载，杨良瑶“以贞元元年（785）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於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且他的出使路线是“届乎南海，舍陆登舟”，也即从海路出发。
杨良瑶为什么要选择海路呢？应该说与当时的周边局势有关。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的梳理，唐建中四年（783）十月，唐朝都城长安发生泾原兵变，兴元元年（784）正月，唐德宗遣秘书监崔汉衡率杨良瑶等出使吐蕃搬救兵，条件是讨平朱泚，唐朝以安西、北庭土地相赠。七月叛乱平息，德宗返回长安。吐蕃遣使来索要安西、北庭之地。德宗听从谋臣李泌建议，没有兑现诺言，唐蕃关系破裂。所以唐派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旨在谋求与大食共同对付吐蕃。杨良瑶的出使，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当时走海路去大食，最佳的出发地点就是广州（南海）。按照荣新江的推论，“根据古代下西洋所遵循的季风规律，杨良瑶出使往返的时间，用公历来算，应当是785年6月从长安出发，8月到达广州，10月从广州乘船出发，786年4月到达马斯喀特港，5月到达巴格达。在黑衣大食停留数月后，786年9月离开波斯湾，787年5月回到广州，787年7月返抵长安。”
早在他之前 唐通过海道派出的官方使者就不少
说起“下西洋”，一般国人熟知的是明代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七次航海的壮举。但从杨良瑶的活动中我们可以得知，早在郑和之前数个世纪，中国就有官方组织的“下西洋”行动。一些学者将杨良瑶称为“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恐怕就与事实不符了。
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先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的确在杨良瑶之前，我们尚未发现其他有确凿姓名的“下西洋”官方使节的资料，但这并不能说明杨良瑶就是“第一人”。实际上，很多历史文献都能证明，远比杨良瑶早的时期，就有不少官方使节往来于唐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唐初从广州经海路去印度的高僧义净，就曾记载了数位以官方身份出使印度的人物。稍晚的名僧不空，也是带着唐朝皇帝的国书出海的。这说明，唐与东南亚及波斯、阿拉伯地区之间的官方交往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这些人出海坐的基本都是“波斯舶”，波斯舶是很早就频繁往来中国了，这条航路也是很早就很成熟了。实际上无论是义净、不空还是鉴真，这些往来于南海和广州之间的名僧，所乘的船都是直抵广州城下的，也就是今天西湖路、北京路一带。
杨良瑶的经行路线和 《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所录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吻合。全洪表示，杨良瑶选择从广州出使，也许有陆路难通的因素在，但从当时甚至更早期很多人的出行路线来看，海路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已经成为更优选择。杨良瑶的出使可以走得这么顺畅，也进一步说明了这条海路的成熟。这些都很好地证明了广州在中国对外交通、在海上丝路上重要的地位、悠久的历史，以及发展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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