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谢飞导演48岁,他以电影《本命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本命年》也成为第一部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现实题材中国电影。时光荏苒,距离《本命年》已经过去了31年,而男主角李慧泉的命运,却成为一个经典的影像记忆,让无数影迷难以忘怀。
2月4日时逢小年,“首艺联·经典回顾——京味儿电影贺岁展”开幕,本次影展展映《本命年》《大撒把》《找乐》《有话好好说》《站直啰,别趴下》五部电影,除《找乐》之外的四部影片均使用原初版本的胶片予以呈现,更为贴合老影片、老故事的怀旧基调。而《本命年》除胶片放映外,还将有数字修复版本进行两个场次的放映。2月5日晚,谢飞导演做客“首艺联”直播间与观众云交流,聊他热爱的电影和他感知的“北京味道”。
姜文改名《本命年》
成就谢飞和刘恒在本命年获奖的一段佳话
《本命年》改编自刘恒的小说《黑的雪》,电影讲述经过劳动改造,犯人李慧泉(姜文 饰)刑满释放,他回到了从小生长的胡同。当年,哥们叉子因为女友爱上了别人,气愤不过,拉着讲义气的李慧泉,教训了那个男人,结果无意中弄出了人命,二人双双入狱。李慧泉在民警小刘(刘斌 饰)的帮助下,选择了练摊谋生,其间遇到了三教九流令他尝遍人间冷暖。在歌厅里,李慧泉认识了驻唱的歌手赵雅秋(程琳 饰),此后他成为她的护花使者,但是,在他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境……影片以悲剧式的宿命气氛,表达了社会转型时期商品化与现代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心灵孤独。
谢飞导演当时刚从欧美访学回来,觉得自己的艺术思想、观念、眼界都变得开阔,“艺术作品的创作者要明白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对复杂人性的开掘,永远是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核心,这是我当时在审美方面的一个大的变化。”
正在思考用什么作品来实践自己艺术心得的谢飞,恰好被一位朋友推荐读了刘恒的小说《黑的雪》,看了这部15万字的作品后,谢飞非常欣赏,对主人公李慧泉印象深刻,“这个人物真实、复杂:既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坏人,既是一个强者又是一个弱者。人物的真实、复杂的人性状态使我共鸣。”
谢飞于是找到刘恒,并邀请他将小说改为剧本,当时,刘恒说自己只写过小说,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不懂。谢飞则劝刘恒,必须由他自己来写,“因为人物、故事都是你想出来的,他们在你脑子里是活的。你的小说完全是文学式的,而电影叙事要求场面化、现在进行时的表现,一场一景、一举一动、一词一句都要具体写出来。所以,必须由你来做这个小说到剧本的‘翻译’。”
30多年后再回忆此事,谢飞导演表示,电影和小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有着各自的特征和不可调和性。导演在改编小说的时候,既不能照搬,也不能过于松散,而是要抓住原著最核心的主旨精髓,同时又要遵循电影的创作规律,将原著故事转译为电影语言。
谢飞认为,《本命年》能受到广大观众青睐的重要原因在于,影片对人性的复杂状态的剖析和惩恶扬善。影片以冷静写实的方法展现了主角李慧泉的心态变化,他在善与恶、好与坏之间的挣扎和困惑,“影片真实地表现了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身上的复杂性,通过这种描述又深挖出来很有意义的主题思想,使得观众看完有启示,去过更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人生价值,而不是副作用,这部电影生命力挺长,对我来说很欣慰。”
为何要将影片由《黑的雪》改为《本命年》,谢飞说是因为拍摄时北京不下雪,人工制造雪景的效果也不好,所以只有改名。改成《本命年》还是姜文的主意,姜文当时问谢飞:“导演,我想了个主意,你看我像不像24岁?”谢飞说:“你傻笑的时候,显得挺天真,挺稚气的。”姜文说:“那影片就叫《本命年》吧,龙年,泉子正好24岁。”谢飞觉得这片名有点宿命色彩,与《黑的雪》在意思上有相通之处,就同意了。巧合的是,1990年电影获得银熊奖,不但是谢飞的48岁本命年,也是刘恒36岁本命年,成就了一段佳话。
谢飞还透露,原本刘恒小说的名字叫《红涡》,寓意泉子生活在血的漩涡里,但是出版社编辑觉得名字不太好理解,就改为了《黑的雪》。刘恒还有一部讲知识分子婚外恋的小说叫《白涡》,拍完《本命年》后,谢飞原本想接着拍这部,但未被批准,只能作罢转而拍摄了《香魂女》。
姜文爱出主意
是天才导演和天才演员
《本命年》是独角戏,每一场都有泉子,扮演这一角色的演员表演任务很重,要是表演弱了,片子就立不起来。谢飞曾经说:“找到姜文,李慧泉的塑造就成功了一半。”对于姜文,谢飞更是评价说他是“天才导演和天才演员”。
最初,泉子由谁来出演,谢飞一直定不下来,后来有人说姜文戏好,可是看了姜文演的《芙蓉镇》后,谢飞觉得姜文估计四五十岁了,年龄偏大,抱着试试的态度,谢飞让副导演给姜文送了剧本,“结果副导演回来说,人家才26岁,年龄合适着呢!”姜文看了剧本很喜欢,说愿意接,但是要至少给他三个月时间,他要去熟悉生活、熟悉人物。
在演《本命年》之前,姜文已经演了《芙蓉镇》《红高粱》《春桃》等几部电影,但只有《本命年》是最为接近他真实年龄和生活的一部,姜文对泉子这个角色倾注了不少心血。有观众评价说这部电影是姜文的“颜值巅峰之作”,谢飞笑说姜文和剧组服装师去秀水买衣服,服装师给他打电话,说姜文要买一件特别贵的风衣,谢飞同意了。他说拍完后效果不错,姜文“穿着确实非常帅”。
谢飞透露,姜文特别有思想,爱出主意,在剧组也是积极参与各种事情。电影中有一场四五百人的群戏,是在中山公园五色土拍的,怎么能让那么多群众始终配合是个难题,姜文又出主意了,他找了俩朋友在那说“双簧”,“我们拍了很长时间,要是没有双簧表演,大家早跑了,群众们看得很高兴,我们拍得也顺利。”
梁天在片中扮演姜文的朋友刷子,以此角色第一次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刷子是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天天就知道打牌、泡吧、瞎转悠,欠了一屁股的债还是继续混,他在片中有段经典台词:“活着怎么就那么没劲,上班儿吧,没劲。不上班儿吧,也没劲。吃饭没劲,不吃饭也没劲。搞对象吧,没劲,不搞对象吧,也没劲。你说怎么就这么没劲!”谢飞导演透露,这段台词也是姜文加的,原本只有第一句,他觉得平淡了些,就让姜文和梁天再想想,结果姜文就编了这么一段。
在拍摄《本命年》时,谢飞就建议什么都爱管的姜文应该做导演,“他适合。”在谢飞看来,最近姜文导演的几部作品虽然是市场化行为的商业片,不如他早期作品那么单纯,但其闪耀的才华是令人惊叹的。
1990年,谢飞和姜文去参加柏林电影节,谢飞笑说两人带了二三十张电影海报,然后拿糨糊粘上,第二天一看,街上全都是外国电影的巨幅海报,“我们的海报很快就被淹没其中,没人注意了。当年去柏林电影节的还有奥利弗·斯通的《生于七月四日》和阿莫多瓦的《捆着我绑着我》等电影,都是备受关注的大作,真的没想到《本命年》会得奖。”
谢飞夸姜文聪明且好学,让他更意外的是他发现姜文的英语很好,“在那个年代,对于戏剧学院的学生来说,能有那么好的外语水平很难得。虽然我们的海报没引起注意,但是电影放映后还是有很多好评,有个外国记者对姜文说,他的表演很像罗伯特·德尼罗、马龙·白兰度,问姜文是否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姜文回答说:‘对不起,我没看过他们的电影。’其实,在拍摄《本命年》时,姜文就跟我借过罗伯特·德尼罗的《愤怒的公牛》。”
拍《本命年》时不好找咖啡厅和歌舞厅
“首艺联·经典回顾——京味儿电影贺岁展”此次展映的《本命年》《大撒把》《找乐》《有话好好说》《站直啰,别趴下》五部电影都诞生在上世纪90年代,它们都十分精准地描摹与记录了在那个社会高速发展、思想多元的时代,北京这座既拥有传统气息,又紧跟时代脉搏的城市,它的面貌与韵味,以及这个城市里市井民众的生活图景与心境。《本命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时,评委们给予影片的评价就是:“这部动人的影片反映了时代的面貌。”
谢飞介绍说《本命年》是在新街口太平胡同拍摄的,现在虽然街道已经变了,但是院子还在,只是院子里那棵树被砍掉了。那时候拍胡同不难,难的是咖啡厅歌舞厅这些新兴事物,“那个年代的北京,晚上7点以后外面就黑乎乎的,几乎没有夜生活,我们要拍咖啡厅歌舞厅,我也没去过,找来找去,找到了西四地质礼堂的一个地下室,在那里可以喝咖啡蹦迪,后来又在海淀影剧院侧楼发现它们有霓虹灯,所以我们在那里拍了电影中歌舞厅的外景,歌舞厅是在国际饭店拍的,饭店让我们半夜12点以后去拍,那时候费用可以便宜些,咖啡厅内景是在摄影棚搭的。”
谢飞还想在电影中用声音来表现时代的新旧交替,现代与传统的冲撞,于是他选用了当时正火的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老白玉霜唱的评剧以及京剧、双簧等。
谢飞表示,在传统的京味儿文化中,像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戏曲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不仅如此,戏曲也是构成中国电影史的关键一环,历史上第一部中国电影就是《定军山》。他表示,此次举办的“京味儿电影贺岁展”也让观众重新审视“京味儿”,就像现在东北文化和川蜀文化渗透到其他地区的艺术创作中一样。那个时候的京味儿文化,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地域元素。后来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各地区文化的交融,贺岁档等行业概念的兴起,京味儿文化就逐渐成为了一种固定的创作风格,大概就不再局限于在北京拍的,讲北京人故事的电影了。
2020年看了
137部影视作品
阅读了9本书
虽然已经年近八旬,但是谢飞却是网络达人。谢飞1986年到美国访学时,发现人们已经开始用电脑,于是1988年就从海外带了一台486台式机,用做文字处理。后来他学会了用手机上网、网络购物……
原本就有在本子上写影评习惯的谢飞导演,2014年注册了豆瓣,很快就成为了“豆瓣第一影评人”,根据其2020年豆瓣书影音记录,谢飞在2020年看了137部影视作品,阅读了9本书,发布了8篇影评,3篇书评。不过有趣的是,在网上“自由冲浪”的谢飞导演对于流行的网络用语并不熟悉,他笑说可能因为自己不开弹幕。
作为“网络达人”,谢飞导演对于网络电影也是非常看好,他认为无论是胶片电影、数字电影还是网络电影,都是一种东西,就像是一个商品的3种不同的销售形式。谢飞认为,电影要打破这个边界的观念,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电影的播放媒介一直都在变化,观众的需求变了,电影的供给模式也要随之变化。在他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电影机制的不断完善,网络电影未来一定会成为主流电影的一部分。
2003年,61岁的谢飞导演被确诊为“非典”患者。刚入院时,谢飞病情十分严重,胃部痉挛,肺部供氧严重不足,体温高达39摄氏度,经过50多天的治疗康复出院,谢飞导演说现在他身体很好,也没有后遗症,所以对于新冠疫情,大家做好防护不必恐慌。
年近八旬
仍奔波在
电影教育第一线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谢飞18岁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五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于导演系至退休,他曾在2014年撰文写道:“我自己23岁由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有10年被政治运动、农村劳动所耽误,33岁开始教书与当导演助理,36岁才拍摄处女作,导演事业的生命只有短短的22年左右。幸运的是,我还有自己的主要职业——教育,至今已经做了50年,身体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再做10年的教学。”
现今,年近八旬的谢飞导演仍为电影教育奔波在一线。2020年7月29日,谢飞导演从北京飞往西宁,这是他2020年疫情后的首次飞行,而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在西宁举办的FIRST青年电影展。谢飞导演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遇到了比他们更好的时机,但是诱惑也特别多,要想让影片获得更多观众,内容的掌握能力和技能永远是学习艺术的学生必须要扎扎实实打好的基础,而不是只图形式上的一时之新。
在他看来,影视制作,影、视、听手段是很简单的,过去很贵很复杂的技术,现在都是傻瓜设备,任何人都会,拿个手机拿个平板电脑都可以把片子编出来。但是,有没有才华,有没有人文素养,那不是学校管得了的,也不是技术所能决定的,所以,每个人有电影梦想的话,很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才华开掘出来,积累人文素养后,作品才有价值,“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一定要研究这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学生的学习,一是基本功的学习,另一个是对社会人生敏锐观察能力。”
谢飞导演认为,艺术学到最后都归结到对人的理解,电影应该艺术地表达个体对人生、历史、社会的看法。真正的艺术品都是艺术家对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深刻领悟而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