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恶意讨薪”内嵌的贬抑性色彩，跟国家政策法规对合法讨薪行为的“撑腰”姿态有些不同调，难免引发不适。
▲图源网络。
“恶意讨薪”一词火了。
据媒体报道，2月6日，甘肃省合作市某政务号发布文章《工头爬塔吊讨薪 被行政拘留10天》。文章披露了2月5日上午10时40分警方处置的一起包工头爬上塔吊讨薪事件，结尾写道，对用跳楼、跳塔吊或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处理。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消息一出，引发热议。2月8日上午，甘肃甘南州官方回应称，该警情信息发布过程中，用词不当、表述不准，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反映出合作市公安局在具体工作中存在信息发布不严肃、干部作风不扎实等问题。对此，州委、州政府负有领导责任。目前，联合调查组正在紧锣密鼓开展工作，调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甘南州官方回应的截图。
“用词不当、表述不准”，甘南州官方对于此事的定性，无疑契合了公众期许，也起到了“舆情灭火”之效。
警情通报或政务发布，措辞必须规范缜密。可就这事看，当地有关方面最初抛出的“恶意讨薪”说法，明显有失妥当，也难免给人执法立场跑偏之感。
从法治角度讲，“恶意讨薪”的表述显然不是什么法治语汇。法律概念上的“恶意”，跟很多人玩的“感受到满满的恶意”梗里的“恶意”大不相同。在合同法领域与诉讼概念范畴，无论是“恶意串通”还是“提起恶意诉讼”，恶意都是指行为人没有合法的权利基础却故意捏造假象、会对他人正当权益造成非法侵害的行为。
正因如此，有些法律人士认为，“恶意”和“讨薪”的组合搭配不妥，因为讨薪者的“薪”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就算行为上有不当，也不能反推出其主观上有“恶意”。
▲涉事工地图片。图源原政务号微信文章。
从社会情感讲，“恶意讨薪”对讨薪行为的负面性评价，也很难为公众情绪所接受。究其原因，讨薪往往是欠薪的“树”上结出的“果”，先有欠薪，后有讨薪，在此类纠纷中，欠薪者与讨薪者的博弈经常是强弱立判。也因如此，公众倾向于给予讨薪行为更多理解与包容，对带有主观恶意的欠薪不给行为零容忍。
不只是大众情感维度，这些年来，从建筑行业普遍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到刑法中设立罪名“恶意欠薪罪”，到司法部开通“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再到国务院颁布我国首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家明确要实现违法欠薪“两清零”目标，都旨在为农民工等群体讨薪提供强力保障。
在此背景下，“恶意讨薪”内嵌的贬抑性色彩，跟国家政策法规对合法讨薪行为的“撑腰”姿态未免有些不同调，激起非议在所难免。有些网友就调侃：“别人善意欠薪，你们凭什么恶意讨薪？”这话不尽确切——根据甘南州的通报，涉事工地涉及38名农民工，工资已按月全部兑付，所谓讨薪是因工程承包方之间经济纠纷而起，但“恶意讨薪”的表述让不少人难以接受，却是事实。
警情通报不宜用“恶意讨薪”之类的欠妥词汇。这倒不是说，要鼓励农民工讨薪“剑走偏锋”。在此事中，当事人的行为确实已逾越“合法”边界——爬上50米高塔吊“威胁”工地负责人，借此施压索要工程款，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劝解，才从塔吊上爬了下来，此举虽然没有在门口摆花圈等方式侮辱性强，但对公共秩序的伤害不小，并不值得鼓励与倡导。
换句话说，即便讨薪维权本身没有问题，也要在法律轨道内进行。尽管早些年“讨薪难”催生了“集体跪拜‘关公’求助”等花式维权场景，但在欠薪已受到层层规制的当下，通过合法方式追讨工资，是依法维权的应有之义。就这点看，当地对行为极端的涉事包工头行政拘留，指向的若是对不合法维权手段的处罚，而非对讨薪本身的否定，那倒也不无依据。
但不管怎么说，都不宜给“讨薪维权”轻易贴上“恶意”的标签。
“恶意讨薪”内嵌的贬抑性色彩，跟国家政策法规对合法讨薪行为的“撑腰”姿态有些不同调，难免引发不适。
▲图源网络。
“恶意讨薪”一词火了。
据媒体报道，2月6日，甘肃省合作市某政务号发布文章《工头爬塔吊讨薪 被行政拘留10天》。文章披露了2月5日上午10时40分警方处置的一起包工头爬上塔吊讨薪事件，结尾写道，对用跳楼、跳塔吊或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处理。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消息一出，引发热议。2月8日上午，甘肃甘南州官方回应称，该警情信息发布过程中，用词不当、表述不准，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反映出合作市公安局在具体工作中存在信息发布不严肃、干部作风不扎实等问题。对此，州委、州政府负有领导责任。目前，联合调查组正在紧锣密鼓开展工作，调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甘南州官方回应的截图。
“用词不当、表述不准”，甘南州官方对于此事的定性，无疑契合了公众期许，也起到了“舆情灭火”之效。
警情通报或政务发布，措辞必须规范缜密。可就这事看，当地有关方面最初抛出的“恶意讨薪”说法，明显有失妥当，也难免给人执法立场跑偏之感。
从法治角度讲，“恶意讨薪”的表述显然不是什么法治语汇。法律概念上的“恶意”，跟很多人玩的“感受到满满的恶意”梗里的“恶意”大不相同。在合同法领域与诉讼概念范畴，无论是“恶意串通”还是“提起恶意诉讼”，恶意都是指行为人没有合法的权利基础却故意捏造假象、会对他人正当权益造成非法侵害的行为。
正因如此，有些法律人士认为，“恶意”和“讨薪”的组合搭配不妥，因为讨薪者的“薪”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就算行为上有不当，也不能反推出其主观上有“恶意”。
▲涉事工地图片。图源原政务号微信文章。
从社会情感讲，“恶意讨薪”对讨薪行为的负面性评价，也很难为公众情绪所接受。究其原因，讨薪往往是欠薪的“树”上结出的“果”，先有欠薪，后有讨薪，在此类纠纷中，欠薪者与讨薪者的博弈经常是强弱立判。也因如此，公众倾向于给予讨薪行为更多理解与包容，对带有主观恶意的欠薪不给行为零容忍。
不只是大众情感维度，这些年来，从建筑行业普遍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到刑法中设立罪名“恶意欠薪罪”，到司法部开通“农民工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再到国务院颁布我国首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家明确要实现违法欠薪“两清零”目标，都旨在为农民工等群体讨薪提供强力保障。
在此背景下，“恶意讨薪”内嵌的贬抑性色彩，跟国家政策法规对合法讨薪行为的“撑腰”姿态未免有些不同调，激起非议在所难免。有些网友就调侃：“别人善意欠薪，你们凭什么恶意讨薪？”这话不尽确切——根据甘南州的通报，涉事工地涉及38名农民工，工资已按月全部兑付，所谓讨薪是因工程承包方之间经济纠纷而起，但“恶意讨薪”的表述让不少人难以接受，却是事实。
警情通报不宜用“恶意讨薪”之类的欠妥词汇。这倒不是说，要鼓励农民工讨薪“剑走偏锋”。在此事中，当事人的行为确实已逾越“合法”边界——爬上50米高塔吊“威胁”工地负责人，借此施压索要工程款，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劝解，才从塔吊上爬了下来，此举虽然没有在门口摆花圈等方式侮辱性强，但对公共秩序的伤害不小，并不值得鼓励与倡导。
换句话说，即便讨薪维权本身没有问题，也要在法律轨道内进行。尽管早些年“讨薪难”催生了“集体跪拜‘关公’求助”等花式维权场景，但在欠薪已受到层层规制的当下，通过合法方式追讨工资，是依法维权的应有之义。就这点看，当地对行为极端的涉事包工头行政拘留，指向的若是对不合法维权手段的处罚，而非对讨薪本身的否定，那倒也不无依据。
但不管怎么说，都不宜给“讨薪维权”轻易贴上“恶意”的标签。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