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了“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之后,三十而立的年轻人可能没想到,在与年老的父母相处中又面临新的问题。
有的学霸青年一路超越旁人,却处理不来和父母的矛盾;有的职场青年表面光鲜亮丽,家庭状况却一团糟;有的新手爸妈拜托上一代帮忙带娃,育儿理念却南辕北辙……随着父母迈入老年,两代人因为生活习惯、性格和观念的不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矛盾。
退休后的母亲,所有缺点“封印”全部解除
柴倩倩今年31岁,3年前博士毕业后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师。从小聪明勤奋的她,不曾在升学和求职道路上遇到太大的挫败,带给她最多烦恼的,是退休后频频让自己不痛快的“戏精”母亲。
柴倩倩形容,母亲从10年前自己在北京读大四那年开始出状况,姑且可以理解为“CPU不够用”,很难和女儿共情。
那时,获得保研机会的柴倩倩计划和男友一起准备英语考试、出国读博,没想到母亲完全不支持自己。“她告诉我,已经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在郊区买了房子,准备从市区搬过去,只是因为楼下邻居很八卦、爱说闲话;还说没钱支持我考英语、出国,让我赶紧回上海工作,挣钱还房贷。其实,她说的情况都不是真的。”
母亲为什么会这样?柴倩倩推测,这可能是一种长期“家里蹲”、没有事做引起的心理问题:“退休后的父母相当于从社会人变回自然人,所有缺点‘封印’全部解除。我妈就是这样,平时就非常爱面子、在意别人的眼光,遇到一点事就容易激动。”
类似的情况频繁发生。读研期间,柴倩倩偶然听说学校要推荐学生出国读博,而且会提供较高的奖学金,就准备报名,母亲得知非常高兴,转头便向几个“老姐妹”炫耀。第二天,柴倩倩问过老师后明白,这是条“过期”消息,母亲知道后非但没有安慰女儿,反而勃然大怒。现在想起来,柴倩倩还觉得委屈:“她的怒火无处发泄,非说是我报名晚了才错过机会,骂我‘十三点’,重复了不知多少遍,还跟她的老姐妹说这事全怪我。”
这几年,柴倩倩虽然和母亲同城不同住,还是矛盾无数;父亲因病去世后,母女间争吵愈发频繁。“都是因为生活琐事日积月累,比如前两天,她因为我没有按她的吩咐买一件高领羊毛衫,就把我一顿数落。”柴倩倩抱怨,“总之我干什么她都要评头论足,她自己的生活百无聊赖,就喜欢很细致地管我。”
柴倩倩一度以为妈妈的偏执是年老后精神状况不太好,于是努力去解决问题,带母亲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问诊,结果让她哭笑不得:“给她挂了老年科的号,心理量表拿来一做,分数高达98分!医生说她完全没问题,所以我只能继续承受了!”现在的柴倩倩,依然在母女矛盾中挣扎。
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重男轻女”不是开玩笑
同为单身职场女青年,今年30岁的张文英有着和柴倩倩不一样的烦恼,但根源同样来自父母。
张文英来自陕西农村,父亲今年56岁,不善言谈、勤勤恳恳靠种地和开车拉煤赚钱;母亲53岁,性急要强、不甘人后,里里外外一把手。性格一强一弱的父母,也培养了一双同样性格的儿女:哥哥从小被溺爱着长大,性格懒散;女儿自小懂事要强,上大学选专业、找工作换城市都由自己决定。
“小时候总听爸妈开玩笑说,儿子以后会给我们养老,女儿读书费钱,以后得把钱还回来。没想到现在真的‘兑现’了。”
张文英无奈地说:哥哥大专毕业后在大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母亲心疼他,他就回了老家,由父母安排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娃后和父母同住,想吃啥母亲就做啥,一年胖了40斤。而她自己,在北京读研期间,靠学校补助和兼职经济独立了,毕业一年后去了杭州,有一份虽忙碌但合意的工作,逢年过节给父母贴些钱,都被父母用于还哥哥的房贷。
小时候,张文英没有意识到父母对儿女区别对待,只觉得“哥哥不懂事,那我就懂事些”。几年前,哥哥因为结婚的问题和父母矛盾激化:父母嫌哥哥工资低又不上进,买房买车还要挑好的;哥哥却觉得父母思想老旧、无法沟通,没有能力替他安排更好的生活。
三个家人吵起架来谁也不愿退让,远在北京的张文英努力去调解:“我常常在晚上10点多回家的公交车上看微信上我哥‘吐槽’,回家后在电话里安慰哭泣的妈妈,再悄悄打给我爸,让他多体谅妈妈。当我把三个人安抚完,有时候已经夜里12点多了……”
“没有人关心我过得好不好。我那时刚毕业,在北京一家创业公司工作,经常加班、压力大,天天挤地铁,房租还高,过得很不开心,对前途充满迷茫,但我无处可说。”
久而久之,张文英意识到父母和哥哥只想“吐槽”,不想解决问题;面对儿女之间的矛盾也只会和稀泥。她不想再当“情感垃圾桶”,接到家人的电话和微信,总是过很久才回复。
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父母骨子里真的是“重男轻女”:哥哥再怎么不上进,仍然要替他买房、买车还贷,帮他照顾孩子,因为“养儿防老,只有那么一个儿子,我们不帮衬谁帮衬”。
随着阅历的增长,张文英看开了。她明白父母和哥哥的状况是“相爱相杀”,牵扯不断。她不再试图“解决他们的问题”,当妈妈再来找她“吐槽”哥哥时,她会直接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她主动减少打电话的频率,一两个月才联系一次,父母也只知道她很忙。
由于疫情原因,张文英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上一次回家还是去年国庆假期。“今年我依然不打算回去,明年五一节如果疫情好转,我会回去看一看、待几天。现在这样保持一定距离对彼此都好,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她平静地说。
育儿理念南辕北辙,背后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
23岁那年,西北女孩李一苇只身来到香港求学,她慢慢适应了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在这里成家立业。今年夏天,她和丈夫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双职工家庭、生活节奏快,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在年初,李一苇接母亲过来同住,好帮忙带娃。
从18岁离开家上大学开始,已经15年没和父母长期同住的李一苇,在朝夕相处间重新认识了母亲,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她感叹:“小时候对父母总是仰视的,我们从未平等交流过,现在从我们育儿理念的差异中,渐渐明白冲突背后是过去深层次问题的延续。”
“以最小的事儿举例吧。”李一苇说,“宝宝哭闹的时候,我会温柔地去安抚他,而我妈妈却总是不耐烦地训斥:‘你怎么老是哭!’‘你怎么能吃手!’”
“虽然孩子还小,还不会有记忆,但这些指责性的语言却让我敏感地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就是在这样打压型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
一年来,李一苇读了不少讲心理学和家庭关系的文章和书,主动参与修复亲密关系的工作坊,寻求专业意见,不断回想、反思,揭开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疤”,然后自我疗愈。
在此过程中,她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反思自己,我对妈妈说话也总是没有耐心,有时会说一些难听刺耳的话,根源在于,我小时候也是被这样对待的。我们没有学会用别的方式交流。”
当了妈妈的李一苇,在忙碌和挫折中成长了。她知道以母亲的年纪,也许很难改变性格,她逐渐学会包容母亲的情绪,分清有些时候不是自己的错;她也学会了遇到麻烦,要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原地自怜和抱怨。
在香港这个快节奏的城市,身为教师的李一苇,休完14周产假就回到学校上班,每天“连轴转”:早上5点半起床、7点半到校,上午上课, 下午4点半下班后马上回家,接替母亲带孩子,直到晚上9点哄睡孩子后才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和身边的香港年轻妈妈不同,她还坚持母乳喂养,当一个上班“背奶”的妈妈。日夜辛苦中,她发现自己仿佛“超人”,能完成过去难以想象的繁重任务。
她想给所有遭遇相处难题的年轻人提供建议和祝福:“不要停滞不前,不要纠结于眼前事物,要把期待寄托于自身,多抱抱那个在原生家庭中受伤的自己,用成长型思维面对问题,相信事情不会一成不变。”